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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个故事讲透北洋时代6任湖北军阀

发布日期:2021-11-28 05:2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武昌起义爆发后,革命党人把黎元洪从卧室搜出来,要求他配合革命,出面当带头大哥。

  革命党人李翊东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说:我们不杀你,要你做都督,你还不愿意!再不答应,我就枪毙你!黎元洪还是拒绝。

  这时,李翊东拿起笔在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》上,签了一个“黎”字,当天这份布告就贴满了全城。黎元洪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,又经过几天的观望,他才答应加入革命。

  在此之前,黎元洪是湖北常备军第21协协统(类似于旅长),湖北军界二把手,他长于练兵,军务娴熟,为人忠厚,爱恤士卒,在同僚中口碑很好,在军队中声望很高——这也是革命党人为什么非要推他当都督的原因。

  黎元洪是著名的稳健派,在湖北乃至整个南方军界有相当声誉(1906年彰德秋操,黎元洪指挥南军,与北洋军进行对战演习,他练的兵被评为“在东南各省中,实堪首屈一指”),他出面领导革命,对稳定湖北人心,促进革命发展,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人们认为,连黎元洪这样的人都带头造反了,可见反清确实是大势所趋。在黎元洪以及湖北另一重要人物汤化龙(立宪派头面人物,代表另一股反清力量)的号召下,其他省份也相继爆发了革命,宣布脱离大清王朝的统治,革命迅速蔓延成燎原之势。

  不久,孙中山从国外回来,革命党人在南京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,17省革命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,黎元洪为副总统。

  孙中山获得了16票(有1票投给黄兴),黎元洪则是全票当选,可见当时黎元洪的声望之高。孙中山发电给黎元洪说:武昌义举,四海云从,列国舆论,歌诵军民,无微不至,而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。给黎元洪狠狠点了个赞。

  1912年2月,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,孙中山宣布辞职,袁世凯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,黎元洪依然被选为副总统。

  副总统是个地位崇高的虚职,但黎元洪兼着湖北都督,湖北又是首义之省,革命中心,这一虚一实两个职务加起来,使得黎元洪成了北洋派与同盟会之外的第三股力量,几乎与北京、南京成鼎足之势,据全国之中,顾盼自雄。

  当时,举国公认的四巨头,按顺序排下来分别是:孙中山、袁世凯、黄兴、黎元洪。

  黎元洪是被迫革命的,他与革命党人始终有隔阂,与旧军官、旧官僚以及立宪派走得更近。

  革命成功后,不少湖北革命党人居功自傲,不把黎元洪这个领导放在眼里,言谈举止对黎很不屑,黎元洪不甘心当傀儡,为了彻底掌控大权,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爆发了权力斗争。

  1912年2月,革命小团体“群英会”发起暴动,赶跑了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。孙武、蒋翊武、张振武并称“三武”,是辛亥革命元勋,不过此时孙武已经和革命党人闹掰,倒向了黎元洪。

  在旧军官、旧官僚以及立宪派的支持下,黎元洪以“群英会”事件为借口,大肆、打击、排斥革命党人,一遍又一遍地改组湖北军政府,把重要岗位都换上了自己人。

  8月,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,除掉了“刺头”张振武,他还以财政困难为借口,将湖北革命党人控制的军队大肆裁撤,湖北8个师被裁的还剩3个师,军官也都换成了亲黎的人。

  黎元洪变脸,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慨,同盟会总部宣布,革除黎元洪同盟会协理的职务并将其除名,与其断绝关系。

  1913年3月,(同盟会已升级为)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杀,4月,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,准备扩充军备,武力扫平控制的南方各省。

  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,号召武力讨袁,是为二次革命。北洋派与的关系彻底破裂,战争一触即发。

  此时,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,地位举足轻重,从政治上看,黎元洪是副总统,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,从军事上看,黎元洪占据的湖北,挡在北洋军南下的必经之路上,如果黎元洪支持,那袁世凯就很难办,如果黎元洪倒向袁世凯,那必败无疑。

  黎元洪已经和革命党决裂了,这次他明确支持袁世凯,他认为宋教仁纯属法律问题,应该法律解决,指责不顾大局,挑起战争,动摇国本。他还向袁世凯表了忠心:元洪惟知服从中央······将来如不幸宋案、借款酿成南北战争,余必力助总统。

  4月4日,黎元洪担心自己兵力不足,致电袁世凯,请求派北洋军进驻湖北,帮他镇场子。

  湖北居全国要冲,是南北枢纽地带,袁世凯正愁如何拿下湖北这块战略要地,接到黎元洪的请求后,他大喜过望。

  北洋军源源不断地从京汉铁路开往湖北。一个月之内,北洋第6师、第2师、第4师一部以及姜桂题的毅军、拱卫军、豫南巡防队,占据了武汉三镇附近所有军事要隘和汉阳兵工厂。

  就这样,湖北成了北洋军二次革命的基地,黎元洪以副总统兼湖北都督、江西都督的身份,协助指挥北洋军扑灭了江西李烈钧、湖南谭延闿的反袁斗争。

  事后,袁世凯称赞:黎副总统能坐镇雍容,临机应变,砥柱东南,使不匝月而收削平大乱之功。还亲笔题写了“民国柱石”四个大字以及“中华民国副总统”的牌匾,派专人送往武昌,表彰黎元洪的功勋。

  北洋派打败,北洋军开进南方各省区,一统江湖初步实现,黎元洪失去了利用价值,袁世凯不能容忍一个非北洋嫡系的副总统,声望日隆,手握兵权,还占据重要的湖北。

  别的省份的都督,袁世凯想撤就撤,但对黎元洪不行,黎的资历和声望摆在那儿,需顾忌政治影响。湖北虽然驻有北洋军,但也有忠于黎元洪的军队,武力解决并非上上之策。

  袁世凯多次表示,要为黎元洪换份工作,遭黎婉拒,邀请黎元洪进京开会,黎借故不挪窝。总之,他就是不上当。

  1913年12月,袁世凯不耐烦了,他派手下一号大将段祺瑞突然到汉口,接黎元洪进京。黎元洪要求缓一缓,安排好工作再出发,段祺瑞坚决不同意,说专车都准备好了,就等你上车。

  黎元洪只得听话上车,车还没到北京,袁世凯就发布了任免命令: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。

  黎元洪进京后,被袁世凯安置在瀛台,这里是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。黎元洪拿着每月3万块大洋的工资和补助,成了一名高级囚徒+备胎,直到袁世凯死去。

  继黎元洪之后,段祺瑞成为湖北第二任都督。他在湖北有一个重大使命:清除黎元洪和革命党人在湖北的势力,以北洋势力取而代之。

  他一到任,就雷厉风行地罢免了黎元洪的亲信人马,湖北都督府和省政府的重要岗位,都换上了自己的心腹,他还大力裁撤湖北军队,把更多北洋军开进湖北,重用大批保守的前清遗老,消除辛亥革命的影响。

  段祺瑞大力改造湖北之时,河南白朗起义愈演愈烈,河南都督张镇芳镇不住,袁世凯调段祺瑞到豫坐镇围剿。1914年2月,段祺瑞卸任湖北都督,接替他的人是段芝贵。

  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干儿子,人称“干殿下”,此人业务能力一般,但溜须拍马堪称一绝,他特别会揣摩老袁的心理,对干爹极尽奉承之能事,是老袁最亲信的人之一。

  因此,段芝贵是来做太平都督的,他只需按部就班,守成即可。具体而言,他的任务,一是防堵白朗起义军进入湖北,配合段祺瑞的围剿大计,二是抓革命党,暴动,维持湖北稳定。袁世凯图谋称帝之后,段芝贵的主要任务是劝进和为帝制造势。

  袁世凯派段芝贵执掌湖北大权时,有一个人很不服气,他觉得自己最有资格当湖北都督。

  二次革命时,王占元率领第2师进驻湖北,战后长驻湖北,他因此成为湖北实力派。段祺瑞走后,王占元本以为自己能接替老段,没想到袁世凯空降了另一个老段。

  王占元大失所望,把满肚子怨气,撒在了段芝贵身上,一点都不给这位顶头上司面子,段芝贵也经常在袁世凯面前,打王占元的小报告,两人上演了一出龙争虎斗。

  袁世凯几次派人调解二人关系,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恰好此时奉天将军张锡銮,与手下第27师师长张作霖也在上演龙争虎斗,袁世凯便将段芝贵与张锡銮对调了。

  王占元的目标是当湖北老大,他对袁世凯的对调令很不满,放话:等新督军到任,他就解甲归田(都督改将军再改督军,最后改成督办或都理,本质不变)。显然,他在要挟袁世凯。

  搁平时,袁世凯肯定要捶死这货,然而老袁正处于称帝关键时期,急需地方实力派支持,也不愿北洋内部不和,只得将湖北督军给王占元。

  段芝贵1915年8月卸任,张锡銮没有实际到任,不算数,王占元是1916年1月上台的。

  自此,湖北进入王占元时代,他是盘踞湖北时间最长的北洋军阀,长达5年半之久。

  王占元此人,我在《吴佩孚的野望:1921年湘鄂战争始末》中说过,这里再介绍一下:

  王占元,山东馆陶人,他自幼父母双亡,几乎是野生长大的,后流落邯郸一度加入丐帮,在店铺当过伙计,1880年前后,他投军加入淮军刘铭传的部队。

  很快,他被保送进了北洋军阀的摇篮——天津武备学堂,与曹锟、李纯等人成为同学,参加了甲午战争。战后,他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,开始平步青云。武昌起义时,王占元已升至北洋陆军第二镇统制。

  王占元当上湖北督军,在政治上积极回报袁世凯,坚决拥护老袁称帝。他忽悠老袁,说宜昌一个山洞内发现了神龙化石,起伏蟠回,长五十余丈,这是龙兴之日,预示圣主出现。类似的神话故事,王占元编了很多,老袁鬼迷心窍,听得龙颜大悦。

  袁世凯死后,段祺瑞和冯国璋明争暗斗,北洋逐渐分裂,形成直皖两大派系,王占元倾向冯国璋,他与江苏督军李纯,江西督军陈光远并称“长江三督”,是老直系的骨干人物。

  1920年直皖战争,王占元支持曹锟、吴佩孚,他不仅为直军提供军饷军火,还扣押了皖系干将、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,将其军队包围缴械,解除了曹锟、吴佩孚的后顾之忧。

  1921年,王占元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巅峰。他拥有“两湖巡阅使”的头衔,李纯死后,他又成了老直系的代言人,同年,北洋政府召开四巨头会议,王占元位列其一,其余三人分别是:国务总理靳云鹏,直鲁豫巡阅史曹锟,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。

  王占元在湖北横征暴敛,盘剥商民,还掉运铜元,垄断军装,倒卖黄金,投资设厂,抢购土地,甚至连军饷都不放过,他的部队欠饷是常态,嫡系部队也不例外。

  欠饷必然激起兵变。从1920年3月开始,湖北陆续爆发了20多起兵变,其中,宜昌兵变波及外国商人,引起了严重的外交纠纷。武昌兵变,王占元诱捕处决了1700多名嫡系第2师的老兵,震惊全国。

  王占元还在湖北疯狂安插山东老乡,用他自己的线个县,我们山东人就占了49个县长职位。他还想把省长也换成山东人。湖北人惊呼:湖北要变成山东的殖民地了!

  由此,湖北绅商和湖北旅京同乡会发起了“驱王运动”和“湖北自治运动”,要求驱逐王占元,实现鄂人治鄂。他们多次向北洋政府请愿,但都无功而返。

  靳云鹏向请愿代表坦言:就法律论,王占元理应罢免,就事实论,尚未到罢免时机。

  王占元是地方实力派,北洋政府需要他的支持,不敢动他,舆论风暴也掀不翻他。

  湖北人蒋作宾、孔庚、何成浚等来到长沙,请湖南省长赵恒惕出兵驱逐王占元,许诺事成之后,协助湘军2个师的军饷,汉阳兵工厂的军火优先供应湖南。

  当时,湖南正处于严重内卷时期,湘军装备军饷奇缺,各将领为争夺有限资源内讧不已。湘军诸将认为,拿下湖北就能解决装备和军饷问题,怂恿赵恒惕出兵。

  四川与湖南一样严重内卷,需要向外扩张以解决内部矛盾。前四川督军熊克武亲自到长沙,与赵恒惕达成共识:川、湘各出5个混成旅,支持湖北自治运动。其实就是合伙向湖北扩张。

  曹锟和吴佩孚另有打算,他们计划把军队开到湖北后,按兵不动,等湘军赶走王占元后,再打败湘军,一举拿下湖北。

  王占元打不过湘军,又指望不上援军,被迫宣布下野。下野前,他提了个条件——允许他把财产带走。

  王占元曾对人说:我只有4000万元。考虑到他不露财的习性,这个数字应该是打了折扣的。有人甚至估计,他的财产达8000万元之多。

  4000万元是什么概念?给两个参考:曹锟贿选总统,花了1300万元;第二次直奉大战,吴佩孚的军费预算是2000万元。

  萧耀南,湖北黄冈人,他的前半生很惨,当私塾先生,结婚后却连饭都吃不饱,受尽白眼,投军后才开始转运。他是曹锟一手提拔起来的,资历地位都超过吴佩孚,只是吴佩孚后来居上,成了他的领导。虽然如此,他与吴佩孚关系也不错。

  1921年7月,王占元被湘军打得节节败退,曹锟任命第25师师长萧耀南为“援鄂总司令”,率军南下。临行前曹锟告诉萧耀南:此次出兵援鄂不援王·····我已决定把湖北事交给你了,你到武汉以后,政府就会发布命令。

  紧接着,吴佩孚指挥大军,先后击败了侵犯湖北的湘军和川军,巩固了直系对湖北的统治。

  吴佩孚打完仗就回洛阳去了,湖北的事交给了萧耀南,萧在湖北统治时间达4年半之久,仅次于王占元。

  萧耀南在任期间,没搞出什么亮点,但作为直系统治湖北的代理人,他是合格的。

  曹锟贿选,他鼎力支持,出钱出力;吴佩孚与曹锟闹矛盾,他出面调解,努力维护领导层团结;两次直奉战争,他任劳任怨,为直军供给粮饷军火;冯玉祥倒戈后,他派军队北上,准备援助吴佩孚;吴佩孚逃到南方后,他派军舰把吴佩孚接到了湖北。

  吴佩孚要在湖北另立政府,重振声威,萧耀南不想把湖北卷入战火,想保境安民。

  萧耀南此举,既有私心也有公义,于私,他多年媳妇熬成婆,不想再做小媳妇儿,于公,他不赞成吴佩孚此时复出,因为这会招致张作霖南下,危及直系在南方的地盘。

  两人相龃龉的结果是:吴佩孚被撵出汉口,远走洛阳,之后又人被赶到信阳鸡公山,萧耀南派人上山,劝吴佩孚下野或者去汉口租界,吴佩孚拒绝,坚持要回湖北,走到广水时,发现萧耀南派人把铁路拆了,好说歹说,萧耀南才放他入境,但不准他留在武汉。

  1925年下半年,军阀混战形势剧变,各方势力拥护吴佩孚出山的呼声,一浪高过一浪,甚至连萧耀南手下的大将陈嘉谟、寇英杰等人,也支持吴佩孚。

  1925年10月20日,吴佩孚在汉口通电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,并在查家墩设立总司令部,正式复出。

  死因有多种说法,有人说是肺病,有人说吸食鸦片过量,也有人说是被吴佩孚气死的,还有人说是吴佩孚派人毒死的。

  1926年2月,萧耀南暴卒,吴佩孚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名义,任命陈嘉谟为湖北军务督理。

  陈嘉谟,河北任丘人,军校毕业后进入曹锟第三镇,受到萧耀南赏识提拔,节节高升。

  陈嘉谟平时寡言少语,不苟言笑,服从命令,作战勇敢,不关心政治,是标准的职业军人,吴佩孚很欣赏他这一点,经常关照他。

  1924年,在吴佩孚的“过问”下,萧耀南将25师师长一职让给陈嘉谟,陈嘉谟成为湖北实力派。

  作为回报,陈嘉谟坚决拥护吴佩孚,在吴佩孚最困难的时候,他不离不弃,暗中给予支持。他玩不转政治,当上湖北督理后,事事都听吴佩孚的,当家却不做主,是个纯粹的工具人。

  1926年8月,也是陈嘉谟当上督理后半年,北伐军杀到湘鄂边境,直系军阀对湖北的统治进入了倒计时。

  汀泗桥、贺胜桥一战,吴佩孚精锐部队损失惨重,陈嘉谟也参战了,今期新跑狗图但于事无补。北伐军兵临武汉,吴佩孚乘火车逃走,留下陈嘉谟、刘玉春等将领守武汉。

  7日,北伐军攻克汉阳、汉口,陈嘉谟、刘玉春率领2万孤军死守武昌,在近40天的守城战中,武昌居民饿死者达2000多人,病死无数,活着的人只能吃草根、树皮、猫狗老鼠保命,城内犹如人间地狱。刘玉春和陈嘉谟却死战不降,多次组织敢死队出城反冲锋。

  武昌战役成就了刘玉春的威名,陈嘉谟似乎成了路人甲。没办法,刘玉春的抵抗意志更坚决,比他更能打,也比他能说会道。

  10月10日,武昌城破,陈嘉谟和刘玉春被俘,记者采访这两人时,刘玉春慷慨豪迈,泰然自若,侃侃而谈,金句频出,感染了所有人,连蒋介石都给他点赞,指示好烟、好茶伺候。陈嘉谟却只是低头沉默,与刘玉春一比较,相形见绌。

  从上位到被俘,陈嘉谟当了8个月的湖北督理,他是北洋时代湖北最后一任军阀。